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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先后像落水狗一般的爬上了岸，西下的太阳还有点余温，我们睁着眼看着眼前的那道瀑布有些苦笑，又有些无奈。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这正是那天我们进山打虎的那个地方，就这儿，我们的露营点。望着眼前那高耸的瀑布和满地的乱石，我不得不说，命真的挺硬，是我们每一个人。
下山还算顺利，这地方是野人屯所有人的禁地，却被我们三个毛头小子当做自家菜园子反复晃悠。按照约定，村口，袁小白躲在那间靠河的磨房里，四个人顺利的会师了。田边66续续有收工回家的人，我看到苗兰和村里的一个小伙拉了一下手，她的脸很红……
“老乡们，别了！”
胖子躲在磨房的窗户眼上对着远处的人们挥挥手。
查文斌啃着袁小白给我们准备的口粮，看着屯子里的那一片废墟，他看向我们道：“真确定要走了嘛？”
我肯定地说道：“走吧！
这儿不属于我们。”
然后他问了一句：“那我们去哪儿呢？”
这句话让我们四个再次陷入了沉默。
是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出了屯子很有可能连明晚的住所都没有。一旦屯子里的人现我们逃跑肯定会报告上面进行通缉，到时候给扣上啥帽子那就说不准了。
胖子说道：“随便去哪儿也比这儿强，难道你们不想回家？”
谁会不想？只是，我们是逃出来的，没有介绍信，我们就不能住旅馆，不能买票乘车，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住。这里是东北，距离我的老家浙江有两三千里地，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走，这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三男一女，每个人一个布袋，随身的衣物，还有每人十个冰冷的馍馍。我们总共加起来有还有十五元钱，三个男的一人拿了三块五，剩下的都留给了袁小白，我们只想活着。
走到那天苗大爷接我们的站台只用了一个晚上，我们是在逃，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惊起我们的神经，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后有成排的民兵端着猎枪和土铳，有数条熟悉我们气味的猎狗正在顺着这条进出屯子唯一的山路搜寻。
铁路，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据说，这条线每周会有一列火车经过，具体是礼拜几则不一定。这列火车的主要目的是把东北原始森林的木材运出大山，偶尔也会捎带一些需要的客人，我们这里的这座站台就是当年野人屯伐木的时候修建的。
站台的一边是道水渠，这个季节水渠里的水得有半人深，北方的三四月还是相当冷的，那风刮起来呼呼作响，尤其是这水渠边都结了冰棱。我们四个人依偎在一块儿抵御着低温和恐慌，上天或许是眷顾我们的，半个小时候一列火车“况且、况且”
的向着我们驶来。
并不是只有铁道游击队的老洪才会扒火车，我们也会，绿皮蒸汽机头行驶在弯曲的线路上，我好像看见了远处那些追出来的人。
我看着窗外那些已经开始绿的草地，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的念叨：“再见了，是真的再见了。”
火车过了山海关就算是离开东北了，当年大清的八旗子弟就是从这儿杀到了紫禁城，而我们也选择了在这里下车，在往前关卡会越来越多，我们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胖子说他打算回四川老家，不管怎样，那总是窝，我和查文斌肯定是回浙江，小白则选择和我们南下，她是上海人。我们四人去了照相馆，拍了照，又分别留了四人的地址，让老板给邮寄过去，也算是一场缘分。余下的钱，胖子又去黑市上换了点粮票，找了个小面馆，这是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喝酒，白酒，味儿很冲，我不知道眼中的水是分别的泪还是呛出的苦。
临行前，查文斌对他千叮万嘱，要是遇到啥事千万别冲动，胖子喝我们道了别抓上了一列开往陕西的火车，那是一辆运煤车，他钻进了煤堆。
南下的车很多，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选择货车，谁让我们是黑户呢。天黑后，一辆满载木头的列车货箱里，我们三人一猫挤在一起，没有人再说话，谁都不知道将来到底在何方。
一路上到处都是文革的标语，随处可见红小将们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这一年是文革最后的疯狂，也是他们即将到达的顶点。
对于上海的袁小白，我们无能为力，一起在这下了车又是一场分别，临行前，几番思考，我还是没把那副交给她。或许，这一别就是永远了，留着，也算是个念想吧，这里的繁华与我们无关，我和查文斌属于浙西北。在这里，我和他把所有的钱都凑了出来给了袁小白，这里是城市，想要生活远比农村难的多。
从黄浦江口我们给人免费搬了五天的货，条件是那人回去的时候沿江而上，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家正是这黄浦江的源头：西苕溪。
离开大半年的家乡就在眼前，我和查文斌却像贼一样。家，近在咫尺，但没有人敢回，那些带着红袖章的人想必早已接到了电报。入夜了，远远的，我躲着看，门是关着的，上面贴着封条。我和查文斌约定去狮子山，那里是整个浙西北的最高峰，那儿解放后曾经是集体林场，有屋子，有水，只是这些年早就已经荒废多时。
住在狮子山的日子是单调的，从这里的山顶可以远远地看到整个洪村，哪家的烟囱出烟了，哪家的女人又在打孩子了，哪天村道上又在集体看电影了。每天，我们就守着，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家”
能够出现有人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