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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开春，上班八天，俺闹小病了。当时家里四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丈夫一个人上班，实在困难。这个临时工指标，丈夫人托人脸托脸弄来的，不能瞎了。
有一天，俺把早饭做好，他们吃饭的时候，俺看见饭就想吐，躺着去了。该上班了，俺起来喝一杯水就去装窑。中午下班回家，婆婆把饭做好了，俺一打开锅盖，还是想吐。他们吃饭的时候，俺躺着。想想下午还得干活儿，俺到菜园里摘了两根小黄瓜。吃了两根小黄瓜，喝了一碗水，又干了一下午。
活儿累，出汗多，总得喝水。很多人问：“你咋的了？”
俺说感冒了，不敢说怀孕。后来俺瘦得皮包骨，婆婆怕俺不能干了，知道俺能喝点儿粥，做饭都做点儿粥。就一样东西，俺咋吃也不吐，可俺吃不着——馒头。上有老，下有小，有好吃的也轮不到俺。
人家闹小病就几天，俺闹小病八个月才能好。装上干坯，车子一千多斤，幸亏车把上钉着一个三寸宽的带子。俺吃不下饭，身上没劲儿，推车的时候用肚子顶着带子往前推。从怀孕就用肚子推，推了六个多月，也没流产，这孩子真结实。
十一月份，成品车间停产了，俺到城里想买点儿菜。从砖瓦厂到城里来回十七里，走着去的。刚到四道街，碰见一个卖馒头车子，上面热气腾腾，馒头好像刚出锅，那味儿闻着真香。俺跟着馒头车子走了好远，这车馒头好像往哪个单位送，没停。俺真想让它多停一会儿，多闻一会儿多好呀。
俺也想买几个馒头，把兜翻个遍，就一斤粮票，一斤粮票能买五个馒头。俺对自己说：“你再馋，也不能老不吃小不吃，自己偷买馒头吃。”
想到这儿，该买的东西买完就回家了。
一九七o正月十五，生下二闺女。看看孩子啥都不少，俺很高兴。婆婆不愿意要闺女，她气坏了。
邻居在门口问：“大娘，你添孙女了？”
她咬着牙根说：“又生个小死妮子。”
正月里，天还冷，炉子冒烟，屋里也没点炉子。
第三天早晨，俺想吃口热饭再起来做饭，婆婆坐起来就骂：“俺该伺候你们这些驴屌日的？”
公公骂她：“你真不是人，小孩子生完孩子才两天。”
俺说：“别吵了，俺做饭。”
俺这边起来，婆婆那边就没事了。做饭的时候，老广哥去了，他说：“你不要命了？屋里冷这样，咋不点炉子？”
俺说：“炉子冒烟。”
屋里冷这样，月子里俺也没坐下病。
离俺家不远，有块土豆地。有一天下夜班回家，土豆地里有大鹅的叫声。回到家，看丈夫睡得正香，俺叫醒他，说：“你起来，咱去找大鹅呗。”
他说：“半夜三更的，到哪里找大鹅？”
听俺说完，丈夫说：“俺下夜班回来，还看见过两只小白兔哩。那不是小白兔，也不是大鹅。”
“那是啥？”
“是邪气。”
“哪来的邪气？”
丈夫说：“听当地老人讲，从前死刑，就在那地方砍头。”
俺还是上夜班，跟俺一个班的都走着回家，就俺一个人骑车子。离那个路口还有半里地，俺就害怕了。正害怕的时候，听见身后突突突响。这天有月亮，俺回头看，车梯子上有个黑色大簸箕跟着。自行车没闸，想停停不下来。俺不蹬车子，车子跑得更快。车子没有瓦盖，俺用脚挡着前车轱辘，车子走得慢了。俺想：不等到家，俺就得吓死。豁出来了，不管是啥，跟它干。下了自行车，俺朝后踢一脚，是俺的黑布衫。
这事很怪，工具兜这么紧，俺的衣服不该出来，也不该挂在车梯子两边。以后，再不敢一个人走这条路。上夜班的时候，俺跟她们一起走着回家。
俺当了二十多年家属工，家里养奶牛才不干了。老年人凑到一堆儿话多，都爱打听：你在哪儿退休？退休金多少钱？俺说：“俺没有退休金，俺是家属工。”
俺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一点儿收入都没有，全指着儿女。前几年，砖瓦厂留守的人通知，说要给家属工开工资。还真给了，原来一个月四五百，现在七八百，俺也有退休金了。
批斗
一九六六年冬天，大窑没活儿了，俺去瓦车间抱泥条。一块泥条五斤，五个一摞，就是二十五斤。那边机器出泥条，俺和张秀芝往案子上送，机器出多快，俺俩就得抱多快。这边也有个机器出瓦，抱过来的泥条，一会儿就变成泥瓦了。
俺知道张秀芝怀孕了，她不敢说，要是厂里知道了，就撵回家去。往案子上摞泥条的时候，怕她抻着，俺让她摞在下边，俺摞到上边。俺两个月没来月经，也没闹小病，以为得了妇科病。以往怀孕，一个多月不来月经，就闹小病了。丈夫说：“有病得去看。”
俺去看病，大夫说俺怀孕了，没病。丈夫到厂里说俺怀孕了，第二天，人家就把俺撵回家。
回家不到半个月，厂里又找俺回去，说是“文化大革命”
来了，不许辞临时工。这回让俺到瓦车间拉门帘。瓦车间的干燥室，门口有个棉布帘子，为的是保暖。送瓦的车子来了，俺一拉绳子，帘子上去了。车子进屋了，俺一放手，帘子就下来了。这是砖瓦厂最好的活儿了。
厂里最先批斗的是张厂长，他叫张仁，造反派说他是当权派。白天批斗完，黑天也不叫回家。厂里有几个造反派是单身，住在厂里，晚上他们继续批斗。张厂长四夜没回家，媳妇在家惦记得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