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1页）

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十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学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有两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启所表的《新史学》；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近代史学的宣言；两者对于日后中国史学的展影响，是既深且远。

在”

旨趣”

中，傅斯年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写道”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

，因为在他看来，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

，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

或多余的“推论”

，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

。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斯年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对于近代的史学家，傅斯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原名:Leopo1dvon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o岁），日耳曼族，著名历史学者。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oftheLatinandger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而“史实自明”

也同样是傅斯年反对“疏通”

的理据。傅斯年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在这里，不难看出，傅斯年的这些思想和兰克这方面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傅斯年在”

旨趣”

中写道：“欧洲的语言学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达了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的语言学，都已蔚为大观，尤其是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傅斯年说；“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达甚早，公元前二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史记》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

。北宋的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

，和刘颁、刘恕、范祖禹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比勘考订。到北宋晚年这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展下去，到了明朝，就应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历史学、语言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

“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开了“一个好端涯”

，清初顾炎武的历史考证、音韵学研究，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学及辨伪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亭林（顾炎武字）、百诗（阎若璩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并没有沿着前人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也没有因为和西洋人接触而借用其新工具，扩张新材料，而是煞费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连别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杀，如甲骨文字，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研究，而我们语言学的“大权威”

，却将其视为赝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